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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 　　对于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于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以“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为题做了详细的分析[3]。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以“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4]，为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新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我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5-6]，对于理解新发展理念内涵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看到新发展理念正式提出后，已有的研究更多是解读而不是学理化研究。笔者试图从学理上探索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和新发展阶段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作用。从理论逻辑上，新发展理念是唯物史观在我国的具体应用，重新解读“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7-8]和习近平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9-10]是笔者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从历史逻辑看，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诉求，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新成果；从现实逻辑看，新发展理念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我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胜利为标志，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背景，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一、发展理念与经济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分析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习近平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为打开经济发展理念神秘面纱创造了条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对发展理念的探索是新发展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 　　(一)新发展理念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展，必须以生产力本身所处的阶段为基础，这是它所赖以发展的条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对此，早在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做过清楚地表达:“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尔布隆纳将生产力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限制条件[12]，而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误读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不仅丢掉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生产方式”，而且把先决条件当作了唯一决定因素。[13-14]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生产力作为先行条件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选择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包括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并使得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够满足发展的需要。 　　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方面，我们也需要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认识中走出来，正确认识发展理念作为上层建筑对于促进生产力从而带来经济基础改变方面的引领作用。对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深刻地论述。他指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9]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关系，他更进一步做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9] 　　从习近平关于政治与经济论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动员资源方面的制度优势，使得政治的优势更加突出，从而确定正确的经济发展理念以引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变得异常重要。这一点，我们从新发展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二)新发展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年以来，大致形成了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理念④：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代表的发展观、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发展观、以新型工业化与“以人为本”为代表的“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新发展理念⑤。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一穷二白”，生产力状况非常落后，如果按照“生产力决定论”去发展经济，显然我们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只能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了。但是，由于生产力只是经济发展基础条件，我们需要选择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安排，毫无疑问，在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及经济封锁条件下，“以俄为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发展理念，是一个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的选择。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仅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还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制约着经济发展，至少在广阔的农村，我国还处在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之中，依然没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新时期，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发展理念，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并在年成功跨过了李嘉图—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强的道路，迈入“中等低收入阶段”。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入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增长的奇迹。 　　虽然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观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使“中国富了起来”⑦，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没有摆脱依靠资源高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此为背景，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科学发展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直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耗费问题，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进行了更进一步地探索。 　　当前，我国面临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严峻挑战。具体而言，第一，我们需要经济发展驱动力来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要素价格上涨、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等带来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需要“创新发展”并继续通过“开放发展”解决内外联动和市场容量问题；第二，要破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中的收入结构失衡问题，亦即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需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第三，要破解高污染、高能耗不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绿色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发展本质、内涵、实现路径等的认识，系统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内涵。[15]

二、新发展理念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巴西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1]，四十多年仍未迈入高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新时代要解决的最迫切的任务。考虑到对于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有着不少的质疑，这里先从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开始。 　　(一)究竟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众所周知，“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年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并对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发出警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在报告中沿用了年格瑞尔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nAffairs)中“中等收入组技术上比不过富国，价格上比不过穷国”的观点，不过，Gil和Kharas并没有对“中等收入陷阱”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说明?这是造成混乱的最初原因。对“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在这部影响至深的报告中，依照各经济体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比重(按照购买力PPP评价)将它们划分为低中高三组，在年时已有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年只有13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6]。如果考虑到这13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等经济体规模太小且本身还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以色列和爱尔兰在年都已接近高收入边界，剩下的只有韩国、西班牙等，可以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近50年仍没有迈入高收入阶段之列，绝大多数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Linda和Helmut[17]、Klingler-Vidra[18]、Paus[19]等的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结论。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蔡昉认为可以将它看做是一种“超稳定均衡状态”，原有的动力不足以使它长期离开这种状态，就如同马尔萨斯陷阱一样，一般的技术进步不足以使它长期偏离平衡状态，因为人口的增加会使它重新回到原有贫困状态[20]。张德荣通过比较从年到年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阶段的变化，发现确实存在“中等收入陷阱”[21]，而郑秉文基于国际经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2]。笔者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并不以经济体是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改变。 　　(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从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以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分工中位居产业链较高的位置，这需要从“人口红利”之外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这也是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置于首位的原因。离开创新，即便不出现“卡脖子”事件和“逆全球化”潮流，也将在国际贸易中锁定在低水平的比较优势之中，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不仅在“供给严重短缺”的新中国建设时期并不严重，而且在人口红利尚在、资源尚可耗费、“三驾马车”动力尚21足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并不严重。拉美和西亚一些国家长期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价格上涨之后，没有找到经济发展新动力。 　　根据国际经验，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除了与创新有关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外，还有收入差距不能过大(主要是影响消费)、资源不能过度开发(影响可持续发展)、不能闭关锁国(影响市场容量)，因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至于“协调发展”，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体中很难做到，它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由此可以看出，新发展理念不仅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而且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注入了“中国元素”，它也将在可预期的未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

三、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要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 　　(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配置的标签，而是包含一系列实实在在内容的科学内涵，它是新时代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孪生的范畴，可以用“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来定义高质量发展。[23] 　　通过与高速增长相对比，可以明显看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发展目标方面，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解决温饱之类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等都可以视为高质量发展的标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要义就在于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发展方式上，与高速增长阶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目标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集约化生产方式将代替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在宏观调控方面，与高速增长阶段侧重于需求管理解决经济总量问题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1.创新发展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3]。坚持创新发展，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为发展增添新动能。 　　 　　2.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协调发展，需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发展不平衡问题。对于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3] 　　 　　3.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诉求，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是一个生产目的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市场容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著名论断。坚持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⑧ 　　 　　4.开放发展解决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需要对外开放，而且也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国内市场。没有开放，就无法建立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3]坚持开放发展，既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5.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难题，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也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国内消费的重要手段。坚持共享发展，要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3]

四、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GDP总量超过万亿元，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胜利，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4]。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 　　(一)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 　　如果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发展使命的话，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尽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做出了“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已经改变，也不意味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已经不复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洞察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的理念将引领我国踏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那又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呢?或者换句话说，究竟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从逻辑关系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而不是发展速度，更加注重满足人民对物质以外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胜利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阶段，这个阶段还面临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等挑战，这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因此，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构成了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发展序列。仅从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关系看，二者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结果，没有新发展理念，我国也许就会跌进“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离开新发展理念，就无法构建新发展格局。仅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关系看，二者也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没有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无从谈起。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加需要。只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加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主线。 　　(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年2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需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保持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背景下，安全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必须考虑的基础和前提。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24]，这需要自主创新，攻破“卡脖子”的难关，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有效对接，而这需要强化创新驱动为第一动力的理念，需要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优势，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建设。没有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理论创新等，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就是天方夜谭。 　　保持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高水平供给和完整的需求体系。从供给看，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供给水平，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形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的供给，而这些离开创新和协调就无从谈起。从需求看，需要建立起扩大需求的有效制度，在外需占比不断减少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释放内需潜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才有可能建立有效需求。建立有效需求的本身是扩大群众的消费能力，而这需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体系，让广大群众有能力去扩大消费和提高消费层次，而离开共享也很难实现。这对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是一个严峻挑战。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所以必要，除了我国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我国前所未有的高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合作共赢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年的63%降到年的32%左右，而年GDP实际增长率6.1%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仅为0.7个百分点[25]。因此，需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不仅需要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为基础，而且还需要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附加值以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和要义。

五、结束语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文中所述的重要讲话已准确地阐释了其丰富内涵和演变逻辑，因而，在已有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对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进行学理化研究的文献，而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新时代面临的严峻考验，更多地研究在新发展理念提出之前，一些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话语体系用语，轻易地将它弃掉，而未发现其中包含的科学内容。本文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为支撑，对新发展理念生成的理论逻辑进行了探索。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为逻辑主线，从经济史的视角揭示了经济理念产生的历史逻辑。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的视角论证了新发展理念生成的现实逻辑。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重新解读揭示经济发展理念的重要作用，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揭示新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这是本文可能具有的第一个边际贡献。 　　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法宝，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发展主题，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本文以经济新常态为起点，构建了一个从新发展理念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样一条看似简单却包含深刻内涵的逻辑链条，揭示其隐含的关系。这也是本文可能具有的第二个边际贡献，期待更多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主题进行学理化的研究。注释:①一些文献将我国跨越“贫困陷阱”的时间节点选择为年，可能是考虑到年我国又重新返回到低收入阶段的原因。②注意年进入中等高收入的阈值为美元，而不是美元。③世界银行每隔四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并对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发出警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注意英文文献出现的东亚(EastAsia)通常情况下，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东亚，而且还包括地理上所指的独立于东亚的东南亚。参见吉尔、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年版。④本文将发展观、经济发展战略看作是发展理念的同义语，不做进一步区分。⑤严格来说，还应该包括年到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段斗争为纲”为代表的错误发展观。⑥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年版。⑦这里的增长速度指的是-年的增长速度。⑧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载于《人民日报》年9月8日。参考文献[1]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WDI)[J].Washington,DC:WorldBank,.Availableonlin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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