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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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梁煜

图片丨林廷彬

家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你生活在北京，你可以说你的家乡在海南；如果你生活在海南，你可以说你的家乡在文昌；如果你生活在文昌，你可以说你的家乡在会文。我出生在会文，但是我从来不认为那里是我的家乡，一直到现在回去都会有一种陌生感。我认为我的家乡在我外婆家，也就是重兴镇甘村大队忠厚岭村。那个地方见证过我的成长，那块土地分享过我的喜怒哀乐，我与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发生过非常真切的联系。

／上学／

我一满月，妈妈就把我带回外婆家，以后基本上就在外婆家生活了。顺理成章的，我就在外婆家上学了。外婆家所在的甘村大队比较大，方圆十里村庄很多。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读书，乡里除了设有总校之外，还设有两个分校。分校只设一、二年级，孩子们分校毕业后才能上总校。我读书比较早并且没有留级，同龄的孩子们还在分校读书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比我大两三岁的小伙伴们上总校了。总校离外婆家大概有两三公里的路程，步行大概要半个小时，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上学。

冬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村庄里的屋顶上开始飘起炊烟，腔调各异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萍啊，茹啊，去学校啦——”大家集中在一起后开始步行去学校。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多余的手电筒，照明的工具是我们自制的火把。简单一点的就是一把干枯的椰子叶，反正文昌号称“椰乡”，这种制作火把的原材料随处可见。高级一点的砍一截竹子，在竹筒里倒上煤油，一条破布卷成一团充当“灯芯”，竹筒口处堵紧，一个简易的火把就做成了。一队衣衫单薄的少年嘻嘻哈哈你追我赶，不一会儿就到了学校了。路的两边没有人家，都是黑魆魆的树丛，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害怕，父母也从不担心我们受到侵害或是被拐。不像现在，孩子下楼玩玩我们都不放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了，为什么我们反倒失去了幸福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安全感？

那时候的孩子也没有早餐的概念，一般都是空着肚子去上学。如果有早餐，就是妈妈把昨晚的剩饭加工成炒饭。外婆爱我，每天早上都会起来为我做一碗炒饭。如果时间还早，我就在家里把炒饭吃完再去上学。如果时间来不及了，就端着饭碗边走边吃。吃完了就把饭碗往某个草丛里一丢，放学的时候再顺便把爬满蚂蚁的饭碗捡回来。那时候我是上总校的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伙伴对我的关照会多一点，早起集中上学的时候一定会叫上我。可是也有意外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外婆估计是起得太早了——三十年前钟表是个奢侈品，早上起床只能以公鸡打鸣为准。我吃完炒饭等了好久还没听到小伙伴的呼喊，外婆以为他们已经走了，赶紧自己送我去上学。一轮寒月西斜，朦胧的月色下祖孙二人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远处的村庄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叫，与路边草丛中的虫鸣交织在一起，路上有一种安静得凄凉的意味。这是平时和小伙伴一路喧哗时所没有的感觉，但是有外婆在身边，牵着外婆的手，我的心里分外的笃定。外婆家有很多条这种杂草参差的小路，去菜园子浇菜，去山坡上拾柴火，去田里割稻谷都要经过这样的小路。小时候的我是外婆的“跟屁虫”，外婆出工必定要跟着，外婆经常肩扛锄头牵着小小的我走在一条又一条这样的小路上。如今外婆已经年近九十，脚、腿、腰都疼痛，我回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再牵着我的手送我到村口了。可是她就那样牵着我的手走过了那么长那么长的岁月，我多想牵着她的手一直走下去……

白天上学方便一点，可以骑自行车。那时候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外婆把家里的二十八寸自行车推出来，找一个小伙伴骑着带我去上学。那辆自行车真高呀，个子高一点的伙伴可以坐在坐垫上扭着屁股骑，矮一点的伙伴只能从三脚架里骑。奇怪的是小伙伴们的骑车技术都很好，我一次都没摔过。学校的老师中有一个是跟我们同村的，放学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一起骑车回家。老师的自行车经过时，小伙伴们的自行车队就会自动地往路边靠让老师先走。最近隔了一个多月没有回外婆家，再回外婆家的时候惊闻有一位当年经常骑车带我上学的伙伴已经因为脑溢血不治，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我去探望了他的三个孩子……

／劳动／

在农村生活过的孩子，总会干过各种农活儿。我在这方面比较愚笨，用老妈的话来形容就是“撒出去让你抢你都抢不过人家”。除了读书比别的孩子强一点，我在老妈的眼里基本上就是一无是处。虽然愚笨，但是活儿总是要干的——别人七岁去放牛，我九岁去放牛；别人八岁会生火烧饭，我十岁会生火烧饭；别人十二岁会割稻谷，我十四岁会割稻谷。总而言之，就是比别人慢半拍。

暑假里和小伙伴们去放牛，炎炎烈日下牛儿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几个小屁孩闲得无聊，爬到公路边的大树上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大声喊道：“司机——，你的车轮子在转，快停车看看呀——”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小伙伴们挺聪明的，这样的调皮话居然也能想出来。山坡上的野果不少，我们最喜欢的是当然是桃金娘，文昌俗话称为“大尼”或者“罗尼”。罗尼的花期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份左右，花朵一开始是艳丽的玫瑰红色，慢慢地颜色会变淡，等到接近白色的时候就枯萎飘零了。同株开花有先有后，红白相间，绚丽多彩，灿若云霞。罗尼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概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其果先青而黄，黄而赤，赤而紫。一米多高的树上挂果累累，像一个个缩小版的酒杯，果中有芯，很象一条虫子，芯外多籽。罗尼熟到变成紫黑色的时候最好吃，味道异常甜美，我们经常吃到舌头牙齿都被染成紫黑色。享受美味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罗尼吃多了往往会导致第二天大便困难，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贪吃。牛儿在山坡上神定气闲地吃草的时候，小伙伴们便满山坡跑找果子吃。谁发现了挂果多的罗尼树就大喊一声：“快来，这里有一棵！”我们大家就一窝蜂跑过去摘来吃。有些罗尼树高一点，我们够不着摘果子，有聪明的小伙伴抓住树干一阵猛摇，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中午时分，牛儿吃饱了我们也吃得差不多了，便骑着牛悠悠地回家去。关于罗尼的最深刻的回忆是我手捧一本《红楼梦》坐在门槛上，脚边放着一个小箩筐，箩筐中装满外婆刚刚摘回来的熟透的罗尼。我一边吃一边看书，外婆在一旁手摇蒲扇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至今都认为这是读《红楼梦》的最佳境界——最爱的书，最爱的果子，最爱的人！如今，这已经成了人生不可再得的享受。当年读过的书虽然还在，但是外婆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到山坡上去为我摘罗尼了。再说，当年那些满山坡的罗尼树也已经随着村民的垦荒倒在推土机的铁铲之下了。

外婆家里种了很多胡椒，这是外婆家主要的经济来源。管理胡椒的工序很多，而且每年都要重复做，我记得其中最繁重的是施肥和挖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挖沟，要在胡椒地的四周挖出宽五十公分深一百公分左右的地沟来隔断其他树根，防止其他树根伸过来和胡椒争抢肥料。如果周围的树很大，沟还要挖得更宽更深一些。干这样的重活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般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来做。可是这时候外公已经去世，外婆没有儿子，她带着三个外孙——十四岁的我、十二岁的妹妹、十岁的表弟——在屋子后面的胡椒地里挖沟。我们三个孩子互相配合，一个用锄头挖，一个用铲子把泥土铲到畚箕里，一个把畚箕里的土倒在胡椒地里，如此轮换。但是我们三个毕竟力气太小了，沟挖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浅。外婆没有批评我们，她一个人挖土、铲土、倒土，一边擦汗一边对我们说：“侬慢慢来，累了就歇歇。”那时候我年纪小，没有太多的想法，累了就从沟里爬上来歇息，歇够了又跳到沟里继续挖。如今回想起来，不知道外婆看着挖地的我们心中有没有涌起无人依靠的薄凉。收工之后回家外婆做饭给我们吃，饭桌上必有一盘外婆自己种的空心菜，配上外婆自己用橘子和蒜头做的调料，味道极好。空心菜的这种吃法是外婆家独有的，在别处再也没有吃到过。

我还帮外婆割过稻谷，那时候我已经考上文昌中学读初中了。文昌中学是文昌最有名望的学校，在文昌人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家里有孩子考上文昌中学是很令父母骄傲的事情。我考上文昌中学后，就以“会读书”闻名甘村乡了。那年夏天，我挽着裤管弯着腰在田里以慢别人两拍的节奏在田里割稻谷，一个邻居家的“伯爹”（大伯）悄悄地站在我身旁的田埂上看着我。我抬起头看到他时，他笑着说：“侬握笔的手会不会握镰刀呢？侬这是读书的料不是种田的料啦。好好读书考大学，咱们这一带都多少年没有出过大学生了。”时至今日，我都没能为这些当年对我寄托过殷切期望的乡亲们做过什么，惭愧！

／送灯／

正月十五前后，文昌民间有一种风俗——送灯。这送灯习俗在细节上各个村镇并不同，送灯的时间也不统一，通常安排在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之间。

送灯，就是把灯笼送到村庙，有继传香火和让祖宗保佑子孙平安顺利的意思。在文昌口音中“灯”和“丁”是谐音，送灯表示“人丁兴旺，家景兴隆”。到了送灯那天，家家户户都要杀鸡宰羊、敲锣打鼓举行送灯仪式。傍晚时分，先在自己家里拜过祖先点上灯笼，然后全村人一起把灯笼送到村庙去祭拜“村公”。这送灯用的灯笼是有讲究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小灯笼，一种是色彩缤纷的大彩灯。一户人家今年能否送大彩灯，送多少个大彩灯，以当年这一户人家生几了个男孩为准，一般都是生几个男孩送几个大彩灯。外人一看谁家送了多少个彩灯，就知道这家当年生了几个男孩。祭拜“村公”之后，要将各家各户所送的灯笼集中堆放起来，一起点燃。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灯笼化为灰烬，但乡亲们的美好心愿已经点燃。最后每家每户都用祖庙里的灯火点燃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煤油灯带回家。带上村庙的灯火回家，预示把祖宗的庇佑带回家，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

每年的正月十一是外婆家这个小村庄送灯的日子。对于村民来说，这是除了正月初一之外的一个大日子，白天杀鸡宰鹅招待客人，晚上送灯唱“大台戏”。邻村的戏迷必定不会错过，一定要过来一饱眼福，一时间村里人声鼎沸。外婆也是一个标准的戏迷，虽然我对“大台戏”没什么兴趣，但每年都会陪着她看，就是为了能够陪着她。外公去世得早，两个姨妈嫁人之后，外婆就孤单了。别人都子孙满堂在欢声笑语过年，外婆却形单影只一个人，几个外孙就成了她唯一的慰藉。大概是从八九岁开始，我每年都在外婆家过年，一放寒假我就回去，一直待到正月十一送完花灯后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每年的“大台戏”唱的是什么，我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等着曲终人散后挽着外婆的手回家。穿过那条铺着青石板的小巷，薄薄的月光照下来，不知怎的，心底总会生出一层寒意来。就在这一来二去的行走中，外婆佝偻了腰身，我也增长了年岁。

从年起，我就再也没有回外婆家过年、送灯、陪外婆看“大台戏”，因为我结婚了！陪着外婆过了二十个春节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好在还有妹妹和表妹，于是另外一个外孙女替代我回外婆家陪外婆过年、送灯、看“大台戏”。可是今年外婆是一个人过年、送灯、看“大台戏”的，因为妹妹和表妹也都结婚了……外婆日见衰老，记忆力也不太好，我不知道今年她一个人看完“大台戏”之后走过那条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时会想些什么。我只知道，今年的正月十一，外婆家送灯的日子，我在家里带着自己的孩子想起远方的她，泪不可抑……

外婆家的厨房后面有一座破败的房子，房顶早已坍塌，只剩下兀立的墙壁。房子里长满了不知名的灌木，斑驳的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孩童时代的我对这座没有主人的房子既好奇又恐惧。据外婆说这是家族中一位叔公的房子，他在战乱中抛妻弃子随军队去了台湾，唯一的孩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妻子迫于无奈改嫁他人，只有这荒凉的房子在岁月中诉说着无限荒凉的人生故事。那时候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给了我太多快乐和温暖的外婆的家，最后也会长满不知名的灌木，爬满爬山虎，而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记忆将无处安放。我不由得遥想多年以后我一个人站在荒芜的墙壁前面缅怀我无法荒芜的记忆，我的老外婆在时光中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

家乡，家乡。那个地方见证过你的成长，那块土地分享过你的喜怒哀乐，你与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发生过真切的联系。在你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们逗过你；在你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扶过你；在你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赞美过你。同样，岁月沧桑，多年以后如果你满身疲惫满心苍凉，他们也能宽容你抚慰你。我经常会想，我的女儿会清晰地理解家乡的概念吗？哪里是她真正的家乡呢？我们现在住的文昌中学是她的家乡吗？这里没有她的乡亲，只有妈妈的同事。位于公坡镇那个小村庄是她的家乡吗？她从未赤脚踩过那里的土地，她没有在上学路上抓过蜻蜓，也没有在田野沟渠里捞过“双曼鱼”。她和那个小山村的所有联系，不过是一年几次的来去匆匆而已……

乡土，乡亲。脱离了泥土和乡亲，或许我们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乡。

女，繁华世界里一介平凡的教师，认真工作，平淡生活。岁月流金，在学生的成长中得到些许的安慰，在文字的熏染中得到不少的快乐。

关于“紫贝拾遗”

《紫贝拾遗》是一本关于文昌的书。此书其义既在叙事，又在正言。这本书不是一本个人专集，而是由多位作者集体创作而成。在此，诚挚地邀请所有文昌同乡为《紫贝拾遗》一书赐稿。您可以写家史家事、村庄市集、小城小镇，或者任何您认为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总而言之，题材不限，体裁不限，篇幅不限。建议作者在文中增加细节，写实写细，使得未来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您所描述的人和事。大部分稿件，都会经过初稿、二稿、终稿这样一个反复修改的流程。

确认被《紫贝拾遗》一书收录的稿件，会暂时发布到总编辑的个人博客网站的《紫贝拾遗》栏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