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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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木木

图片丨林妙丹，林木木

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植被茂盛，大多数的村庄都像是披着绿毯的蜂窝，弯曲的村头路像蜂窝的出口。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天然而隐蔽的“蜂窝”里，在村头路上进进出出，各自演绎着或辉煌或卑微的人生。

村头路虽然会随着岁月的更迭不断变迁，但它一直在那，见证着从这里走出去又走回来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以敞开的姿态告诉经此来回的人们——你从哪里来。

《一》

对年记忆深刻，是因为那一年芷兰的妈妈突然“失踪”了，回来时抱回一个妹妹。可没过多久，她又不见了。

那一年我跟芷兰都5岁，她常跟我到村头玩。村头有条小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在村头玩，可以最先看到进村的人。芷兰想在那里等她妈妈，这是她想到的距离妈妈最近的地方。

有一次，她哭着跟我说她想妈妈。或许是太小，我还体会不到她的忧伤；或许是第二天我们家要卖猪，我心里满是期待，看着她哭我并不觉得忧伤。她抓着我哭，我竟然对着她笑。

家里卖猪可是一件让我快乐无比的事。在当时的农村，我妈妈属于那种“少生孩子多养猪”的人。每卖一次猪，我不但能吃到那时罕能吃到的“猪肝粉肠赤肉粥”，妈妈还会带我去赶集。

赶集也不是空手去的，妈妈会挑上两筐青菜到镇上卖。鸡啼后，我们就出发，沿着村头路走。妈妈挑菜走在前头，小小的我小跑着跟在后头。

黑幽幽的村头路上，有时候只有我们母女两人，隐约有鸡叫狗吠和人的叫唤声，还有其他的属于清晨的声音。妈妈总是不断地问我这问我那，有时候还让我唱歌。现在想来，也许是她怕黑。

出了村头路，慢慢就会遇到一些其他的挑菜担薯去卖的人们，有时候还有配备了铃铛的自行车走过。弯曲的乡间小路上，人们各自安静地赶路着，偶尔有人打个喷嚏就会叨念一句“天归把早（一大早的意思），谁哒念我啦嘎”。

被念想到就会打喷嚏的话，我想芷兰的妈妈肯定常常打喷嚏的。但这时候我没空关心这个了，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赶到了热闹地集镇。

卖菜时，妈妈让我抱着装钱的小菜蓝。我总是抱得紧紧的，以至于妈妈找零时，不得不一遍遍提醒“古气侬呀，不用抓得这么紧咧。”卖完菜，妈妈会买一些猪饲料和生活必需品，然后就带我去吃甜豆花。甜豆花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至今我都没再吃到比它更香甜的食物。

回来时，妈妈仍旧挑着两个筐。一个筐里装着买来的东西，一个筐里坐着我。我常常在筐里睡着，醒来时我们又回到了村头路。路那么小，以至于两边的灌木和枝桠会打在我的脸上，于是妈妈不得不把原来一左一右的两个筐，调整成一前一后。

竹筐颤颤颠颠，舒服极了。我舔着嘴角边余留的甜豆花香味，想到芷兰的眼泪。于是问妈妈“芷兰的妈妈为什么又不见了”。妈妈说“芷兰妈妈还想生一个弟弟。”

没错，一年后，芷兰的妈妈回来了，这次真的抱回了一个弟弟。从此，他们家就有5个孩子了。她的大姐叫若兰，已经12岁。二姐女满，9岁。她是老三，她妹妹叫芷婷。据说，从她二姐起，名字都被赋以特殊含义。

取名“女满”就是说她们家的女孩子已经满编了，不是男孩子的话就不要来了。可喊满并不满，作为三妹的芷兰蹦了出来。于是起名“芷兰”（海南话音同“止拦”），意思是以后若她妈妈再怀孕，就会对女孩子又止又拦，只能生男孩的。结果没拦住，她家四妹竟然又冲了出来。只好干脆起名叫“芷婷（音同停）”了，明确对女孩喊停后，果真来了个弟弟。

《二》

芷兰爸原来在公家琼剧团里演老生，因为超生离团，就跟了“厚皮班”（即私人当老板的琼剧团）。再后来因为芷兰妈妈到外地去逃避计划生育，他需要常常回家照看，就跟了只在附近村镇演出的公仔戏班。

公仔戏里唱戏的叫“驶公”，一般都一人变着嗓音身兼数角，隆嘴（仆人）、杂脚（杂角）、文生武生都是一个人。这么重要的“驶公”，像芷兰爸那样经常要往家跑的人担任不来，于是他就当了戏班里的“文牌”，就是奏乐的。据说“牌”，是从曲牌中来的。细分为“文牌”、“武牌”，琴胡是文，锣鼓是武。叫“文牌”是后来个泛称。在以前的文昌，很多村庄都能找到这种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当“文牌”。

海南文昌的民居，大都屋屋相连，廊廊相通。我们家在芷兰的下屋，小时的我经常听到她爸爸在屋里练习奏乐，有时还会配乐唱起来。唱腔洪亮，有时胡音幽咽，有时琴声清扬，我总听得入迷。梁下燕子静静地望着屋檐，好似它们也觉得好听一样。

很多唱词，我都能背地出来，小时不懂其意蕴，长大后渐渐领悟它的意涵。“三江景色供图画，六代风流入品话”，很多这样的句子，都令我对未知的远方充满向往。

我跟芷兰说很羡慕她有一个会唱会弹的爸爸，可她却说更羡慕我有一个宠我爱我的爸爸。据说芷兰爸爸以前很和气的，但生了芷兰二姐后他就经常跟她妈妈吵架，连生了芷兰和妹妹后，他们更是经常大打出手。

对姐妹几个说话，她爸总一副严肃的样子，好似随时都可能发脾气。即便后来，她有了弟弟，她爸仍旧一脸愤愤的。芷兰奶奶说那是因为愁闷，子女太多，戏也没唱成。

我们很少看到她爸爸笑，只有那一次。

那年我考上文中初中，这在我们那可是不小的新闻。我爸高兴，摆了酒，还请了芷兰爸所在的“公仔戏”班来唱戏。“公仔戏”班，一般都是循雇主家办什么事就演什么戏，唱什么词，对雇主家情况了解越多唱起来就越幽默，越让观众看着开心。

于是，当晚班主（老板）让芷兰爸不当文牌当“驶公”。我们都看到芷兰爸那晚在演出时的开心和用心，曲终人散后脸上仍是满意的笑。

许多年后，我还一直记得他那晚唱的一句词“语文数理顶呱呱，不上‘北大’入‘清华’”。这种“拍马屁”式的祝福词，总是能让雇主家乐得眉开眼笑的。

虽然我记得他的这句唱词，但对他的模样却已记不清了。我读初三那年，他就去世了。芷兰因为家里子女多，上学晚，虽然跟我同岁，她那一年却才小学毕业。父亲去世后，她就被张罗着由亲戚带到深圳去当小保姆了。

我记得那是年某个夏日的早晨，我们在村头分别。那时候的村头路已经被拓宽了一些，拖拉机和三轮车（海南有人叫“三脚马”也有人叫“三脚猫”）可以通行，只是路面很陡很颠簸。

我送芷兰到村口坐三轮车，她还是流着泪，这一次我懂得了她的伤悲，也跟着掉泪。她让我经常跟她写信，却又说不清自己的地址，也不知道将被带到什么样的人家，住到怎么样的地方去。

三轮车要开动了，芷兰还不肯放开我的手，像初恋情人的分别，满是不舍。三轮车终究是开动了，轰轰然，芷兰好似还在说什么，我却不能听清，只见她在上颠下歪的车厢里，小小的身子一会儿被弹起来，一会儿又被甩了回去。

三轮车掀起滚滚烟尘，沿着村头路向远方开去。村外路边，山捻果正熟。文昌有民谚“八月十五中秋圆，子要吃饼父没钱。父带上坡摘罗尼，父也啼来子也啼”。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知道芷兰有没有月饼吃，但她是再也没有父亲带她去摘罗尼吃了。

《三》

后来，听说芷兰两年也会回来一次，但因为我读高中上大学，虽然我们同在村头路上出出进进，但都没有再遇见彼此。

直到年正月十五她三叔结婚。三叔在年就该结婚的，那年的四月十五，本是他的婚期，可当晚月圆人不圆。

女方突然提出解除婚约，叫媒婆将彩礼（方言叫定日）退回，说是两人八字不合。还留话说，村庄太穷，一条村头路那么小，连个车都进不了，娘家人想多送点嫁妆都带不动，兄弟又多，连婚房都是借的。

芷兰奶奶气得大骂“谁说车进不来的，我儿子自己就有车”。没错，那年20岁的三叔可是“有车一族”，一辆走起来唧唧哑哑的牛车，是三叔的赚钱工具，有时帮人家运瓜运砖，收入不多但也能过活。

一个多月后，村里人说，订婚女孩嫁给了一个70岁的番客。这对三叔打击很大，他从“婚房”里搬出来，在村头椰子林里盖了一间木屋，把牛卖了，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在椰子林里养起了文昌鸡。

据说，三年后他赚了一笔钱，然后到东郊跟人合伙养海鲜。现在，他已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村里一些小青年跟着他打杂。

年的正月十五，40岁的他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自己给自己置办了一个空前盛大的婚礼，奢华得很，像是对过往岁月的报复。

长长的车龙由村头摆到村尾，一百多桌筵席在竹间树下绵延着，村子里人声鼎沸，女人们都忙着端菜送酒，给我们端菜的正是芷兰。

虽然10年没见面，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她绝对称得上是最美“端菜员”，拉直的长发，化着淡淡的妆。眼睛还是跟我小时候在作文里写得那样，圆圆的黑黑的亮亮的，像机灵的小花猫的眼。

当晚，我跟芷兰睡在我们家的廊屋里。因为都睡不着，于是搬了长凳在庭里聊天，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她在深圳当了两年小保姆，工资很低，女雇主还非常小气刻薄，恨不得她二十四小时都在拖地擦玻璃。

后来她就进了一家鞋厂，流水线上当工人，感觉工作起来都不需要用大脑。她是负责塞鞋垫的，每天都在胶水味弥漫的车间塞鞋垫，塞了两三年，经过她手的鞋子成千上万。她就是闭上眼睛打瞌睡都能把鞋垫塞好，但几年下来除了塞鞋垫她什么都不会。

有一天她厌烦了，跟几个姐妹去了一家首饰品加工厂。厂里的监控设备不是很完善。工厂为了防窃，干脆要求员工每次进出车间都要脱光衣服，把脱下来的衣服被彻底检查后方可离开。她觉得不习惯，于是没干几天就辞职回去继续塞鞋垫。

幸好在鞋厂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两人谈了几年恋爱后，来自福建的他，建议她一起卖茶叶。他们先在深圳卖，后来就回到了海口。

她告诉我，海口的铺位不贵，茶叶销量虽然不大，但也能养家。现在女儿三岁了，老公很疼爱，她是不会像妈妈那样一定要追着生儿子的，她要像对待公主一样宠爱女儿。

袅袅曲乐，伴着夜风隐隐传来，那是三叔请的琼剧团在为他的新婚添热闹，戏台设在村头路上。长长的一排屋子，好似只有我跟芷兰在，大家都去听戏去了。

皓月当空，月亮与二十年前的月亮一样，只是当晚的芷兰、三叔和村头路，已与那时全然两样了。

《四》

那一次分别后，我跟芷兰倒是偶尔会联系，特别是 　　　

清明节是重要的祭祀祖先的节日，朱子家训里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些传统的治家格言，以前读着稀里糊涂的。可自从参加了一次宗族祭祀后，我对这些话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刻。

妈妈在春节就跟我说，清明一定要回家，因为要举行全族祭祖典礼。我当时心想，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祭祖典礼难道还关我的事吗？

清明前，妈妈不断地追问我买票了没。那时查机票都没有打折的，好多时段连票都没有了。于是问老妈，能不能不回去。结果妈妈说：“不回来也行，但你今年假若不回来参加祭祖典礼的话，以后的三年都不可以回娘家。”

“为什么？”我非常不解。老妈说：“没有为什么，这是老家从古至今的规定，我们的祖先从迁到这个地方来安家，就有了这种规定。”

于是，我千里迢迢地飞回去。坐飞机，转高铁，坐汽车；经县城，过小镇，穿原野，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村庄。到家才发现，我算是归途比较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澳大利亚都有人回来，台湾、澳门和香港回来的人那就更多了。

可进了祠堂，就没有这些地域划分了，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后辈子孙”。“后辈子孙”在那一天，统统平等。

医生、农民、教师、面包师、酒店老板和果蔬小贩一同念“子孙持家宣言”，同声传递诚信做人、良善处事的祖训，每个人都很认真；泰国的老板、澳洲的教师、小镇上的建筑工人和农家主妇同台，一同获得“孝敬父母、关爱邻里”的宗族表彰，每个人看上去都好自豪。

祭祖的议程很多，但在那种与祖先“对话”的神秘气氛里，每个人都非常虔诚。我参加过很多的仪式，但好似从来没有一种仪式让我觉得如此真诚。我参加过很多聚会，但从来没有哪些聚会，让我如此有感触。

那种感觉，就好似是你坐在椰树下，随着主祭人的讲述，你看见你的祖先，筚路蓝缕从村头走进来，凿井砌屋，然后养鸡喂鹅、耕田犁地，生儿育女……他们死了，但他们的生命又融在你的血液里，左右着你对田园庐墓的情感与思念。

我能感觉到身边的叔伯兄弟和姑婶姐妹们，触动跟我一样深。因为刚开始有些人都还蹲在凳子上“讲三认（聊天）”。随着主祭人的讲述，他们慢慢地都坐直了背，听得很认真。

主祭人说“不孝父母拜世尊图什么，前世不修后世苦思什么，假如你平时不孝敬父母的话，现在来祠堂‘剪村厅厅’（屁股翘翘）拜嘧拜拜？要知道祠堂里供奉的都是我们逝去的先人。他们活着的时候你不孝敬，现在来拜他们，想求他们保佑你中头奖、赢麻将？想得美，不做你放不出尿就是好啦，还想那么多。”。

人们在哈哈大笑后，又安静聆听。主祭人说祠堂里供奉的不是神不是仙，而是我们逝去的先人，只有你平时做到孝敬老人孝敬父母，这时候进祠堂祭拜才会内心安定。主祭人还宣布祠堂三不进“不孝敬父母者，不准进；损害集体利益者，不准进；违法犯罪者，不准进”。还有祠堂三表彰，表彰“孝敬父母者，奉献爱心者和教子有方者”。

芷兰跟我坐在一起，忽然被主祭人点到名字，还要对她进行表彰。我与周围的三姑四婶都好吃惊，脸上写满问好。

原来，芷兰近十年来，一直在资助村里的一个小姑娘读书，从中师读到大专，现在快大学毕业了。那个小姑娘跟她一样没有父亲，母亲带着她与妹妹艰难生活着。芷兰说，她在小姑娘的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希望被关爱，更希望有书能读。

风从村头来，我们儿时爬过的莲雾树依然在那高耸着。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会抱着小人书在两颗莲雾树中间的吊床上看，芷兰总是在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被叫去带弟弟或妹妹。

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我现在都能体会到芷兰当时的无奈。莲雾树开花啦，美好的白色，跟美好的芷兰一样。

祭祖典礼后，人们在祠堂外聚餐。常住在村里的人少了，很多后生，老一辈们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家长领着一桌桌敬酒一桌桌介绍。七八十岁的老姐妹，多年没见，相握语依依。

村口榕树下池塘里，荷叶田田。池塘外，良田相连，禾苗青青，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人们在村头路上合着影。

无论你从哪边归来，会到哪里去，只要走上村头路，它都会以不变的姿态告诉人们——你，从哪里来。

80年代初出生于文昌。文昌中学毕业后，在北方读大学。小时候经常盼望去远方，现在时刻想着什么时候回文昌。

关于“紫贝拾遗”

《紫贝拾遗》是一本关于文昌的书。此书其义既在叙事，又在正言。这本书不是一本个人专集，而是由多位作者集体创作而成。在此，诚挚地邀请所有文昌同乡为《紫贝拾遗》一书赐稿。您可以写家史家事、村庄市集、小城小镇，或者任何您认为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总而言之，题材不限，体裁不限，篇幅不限。建议作者在文中增加细节，写实写细，使得未来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您所描述的人和事。大部分稿件，都会经过初稿、二稿、终稿这样一个反复修改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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