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是他们专门或集中论述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过百年，先后经历自发与自觉的零星译介、有组织有计划地部分翻译出版、翻译出版文献与学习研究理论思想并重、系统翻译出版文献与研究运用及转化等阶段。这些文献蕴含的民族理论思想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民族观，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在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中国同时也成为世界上传播、典藏这些文献的大国。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中国;传播;民族理论;历史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后文简称“马列民族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思想来源。要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需要搞清楚承载这一理论的文献在中国传播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既有助于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也有助于为摸清人们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上一些学术争论的历史根源，消除某些人对马列民族理论一些重要概念、基本思想观点的教条式解读及由此造成的重复性争论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及线索。学界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总体上仍很薄弱，尤其缺乏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本文拟对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百年来传播的历史进程做一总体性考察，以期能抛砖引玉，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何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

在当今中国，谈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后文简称“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民族学研究者、民族工作者一般都不陌生，但却鲜少有人对其内涵作出界定。而这对于一项规范性研究却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是指他们论述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各自光辉的一生中留下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贯穿在他们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些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所以从广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所有著作都可称为民族理论文献。但这些著作中有一些是专门或较为集中地阐发民族理论的，其中蕴含的内容能够涵盖他们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这部分文献可称为狭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本文研究对象属于后者。

这些文献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文献，即针对某一种或几种民族现象、民族问题而作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关于波兰的演说》(年)、恩格斯的《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年)、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年)等。另一类是间接性文献，即内容包含较为集中地论述某一种或几种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观点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年)等。总体上看，这些文献中，间接性文献多于专门性文献。

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具体指对的篇目及数量，学界尚无定论。这与马列民族理论本身的特点具有一致性。一方面，他们的民族理论贯穿在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并未以整合性体系直接呈现，其基本观点、思想、理论原理需要后人归纳、提炼。另一方面，他们民族理论的阐发少部分体现在专门性文献中，大部分体现在间接性文献中，就具体论述而言，也是间接论述多于直接论述。换言之，民族理论镶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体系之中，与其他理论思想或构成部分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反映在具体文献上也是如此。这决定了研究者因政治立场、学科背景、理论视野不同，从而甄选、统计出的文献篇目及数量必然存在差异。本文统计，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文献有篇(部)，列宁的有篇(部)。

这些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表现为前后相继又相互交叠的三个环节与过程:文献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理论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实践运用及创造性发展。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及发展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零星的自发及自觉译介

20世纪初，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开始在中国传播。其中十月革命前属于正式传播前的准备阶段，传入的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生平、民族理论文献的个别篇目和极少量文献的片段性文字。最早的传播渠道是日本，传播主体为赴日留学生。

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马君武在赴日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首次列举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民族理论文献名录，成为这些文献在中国读者当中传播的历史起点。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和细川光次郎的著作《社会党》分别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赵必振、周子高翻译为中文在上海出版，这些著作也均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学说及节译他们少部分民族理论文献的文字;赴日留学生主办的其他一些刊物和国内新创办的一些进步报刊，如《浙江潮》《国民日日报》《政艺通报》《大陆报》等也出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个别民族理论文献片段性文字的文章。

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其成员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一些人也开始不自觉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例如朱执信、宋教仁、刘师培、张继、何震等均为其中的代表。传播的方式主要是报刊译介，传播的文献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及由其分化而出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纷纷回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继续在国内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著作的文章。据考证，十月革命前在中国得到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文献，篇目包括《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年英文版序言》等，但实际内容及思想得到传播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年英文版序言》等。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尚未传入中国。

此时的传播活动尚未产生实质影响，因为传播者并未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及民族理论思想，他们认识和思考中国民族问题、探寻解决之道的理论工具仍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学说。这种情况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极大地震惊及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受其鼓舞，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前后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开始正式接受、学习和研究包括民族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这直接推动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自觉传播。

其中李大钊贡献突出:一方面他自己直接传播这些文献及思想。他在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就包含了介绍马列民族革命理论的内容。另一方面，他通过自身影响促使一些报刊登载传播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及思想的文章。在其努力下，当时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北平)《晨报》于年初增加副刊，先是开办“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其后又设立“马克思研究”专栏，专门译介包括民族文献在内的马列著作及登载相关文章。

共产国际在华代表这一时期则也为这些文献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工作组来中国了解和指导革命，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来华后一方面举行一系列座谈会，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对华的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另一方面在中国直接成立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机构、通讯社来创办报刊。研究表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完整中文译本，即年8月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就得到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直接资助。此外，他们还组织、资助数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赴苏俄学习马列主义，邀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参加俄共(布)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王一飞、俞秀松、任作民、曹靖华、蒋光慈”等人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赴俄留学生。瞿秋白年6月22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民族问题》是依据参加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整理而成。这使从苏俄向中国传播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渠道渐趋畅通。苏俄也替代日本成为主要传播渠道。

受此影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些刊物，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译介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之后译介列宁著作的情况开始增多。据考证，这一时期传入的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包括《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国家与革命》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4篇。

同时，文献传播带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扩散，尤其是李大钊等人完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开始运用这些文献中蕴含的思想、理论来观察、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民族问题。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年7月15日)、《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年5月18日)、《新纪元》(年元旦)、《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年元旦)等文，就分别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民族自决思想、民族平等思想等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

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大会暨“一大”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运动，提出派遣一批党员参加和领导工运工作，在工人中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伊始，就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年9月1日，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同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预告，人民出版社不久将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笔者注: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他9种，共49种。这些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幼稚病》等多部民族理论文献。

年11月，党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成立，定位主要经销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实现后，上海书店开始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建立发行机构。“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潮州韩江书店、太原明星书店、安庆新皖书店、青岛书店、重庆新蜀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崴五一书店”等先后建立。上海书店同时负责《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党领导的进步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上海书店及各地发行机构的先后建立，加上此前的人民出版社，意味着党在年底初步建立起了以上海为中心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国性网络。这使马列民族理论文献传播的地域，从上海、北平扩展至其他城市。

除上述机构外，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新青年社、解放丛书社、扬子江书店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同样包含民族理论文献。例如，新青年社年4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一书，就收录李大钊翻译的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译名为《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年5月此书重印，书名改为《民族革命论》，编译者署名为“唐杰”。同时，译介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报刊及文章也在增多。除前文提及的党的机关刊《向导》、理论刊物《新青年》之外，以《先驱》《今日》《政治生活》《东方》《少年》《觉悟》等为代表的一些进步刊物也都或多或少地在登载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节译文或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中节译的文献有的在此前已被其他学者节译。如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就节译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文字;年10月25日出版的《觉悟》杂志登载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的中译文，其后又登载了由“张太雷节译的第一章内容”。但有的是首次被译为中文，包括节译文和全译文。如年1月，《先驱》杂志在创刊号上登载的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译者署名“GS”。

有研究认为，“如果说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侧重于介绍与传播，那么，年至年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则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与这种情况基本一致。年之后，国内能够进入学术史范畴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论著明显增多。李大钊年发表的《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陈独秀年11月7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瞿秋白年11月7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和年1月21日发表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萧楚女年发表的《显微镜下之雄狮派》、陈云年7月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均为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均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及思考化解之道。

同时，年出版的蔡和森著作《社会进化史》，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明的唯物论思想，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过程，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与私有制、民族、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观点。此书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具有奠基性意义;年出版的李达著作《现代社会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社会问题的著作，其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发展方向、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涉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议题，都有着精当的论述。此书其后因影响广泛而多次再版，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共早期领导人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破坏，出版“马克思主义丛书”的计划一度中断，传播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但出人预料的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中，新翻译出版的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数量仍在增加(包括同一文献的新中译本)。据统计，年至年底，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以新中译本方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文献就有30余种，其中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革命与反革命》、《自然辩证法》等为全译本，马克思著作《马尔克》、恩格斯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的节译文此间首次传入中国。同时期出现的新中译本的列宁民族理论文献主要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新传入的文献较少，《卡尔·马克思》是其中可以确定的一部。

在中央苏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传播活动是公开的，编印、出版和报刊登载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仍然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现代印刷设备的匮乏，使得传播活动很艰难。而传播的文献基本上还是此前已经在国统区中心城市出现过的文献及版本。

从已有史料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传播这些文献的方式主要有3种:(1)直接翻印。印刷的方式主要有木刻印刷、油印两种。例如，中央苏区在年就用木刻版本印制了一批《共产党宣言》在瑞金发行，采用的译本为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陈望道译本。此外，还有通过手抄传播。(2)从国统区想方设法搜集，带入革命根据地后传阅。红军指战员在反围剿的战争中，一有机会就在攻打下来的城镇之中搜集革命书刊。据毛泽东的秘书逄先知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直带在身边经常阅读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就是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搜集到的。此书的译者为吴黎平，是年11月在(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的版本。(3)通过报刊译介。瑞金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创办“大小报刊34种”，这些报刊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地刊载过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此外，还通过举办纪念活动、散发传单等形式传播。

文献的持续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向中国革命实践扩散。一方面，民族殖民地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治纲领的指导思想，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团结与联合等思想成为党制定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推翻国民党压迫及统治的理论依据。当然，这种影响的最初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这个“二传手”完成的。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机关作出的许多决议直接由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幕后操盘完成。例如，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就由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另一方面，马列民族理论对孙中山及国民党人改造旧“民族主义”产生直接影响。年11月28日，在列宁的指导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指示性解释。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便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于世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显然，这些论述中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尽管仍然具有历史局限性)、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等内容，都与列宁的民族理论思想有着直接联系。而这在理论上也弥补了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最大缺陷。同时，马列民族理论也对其他党派成员产生影响，成为他们认识和思考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如中国民盟盟员高尔松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运动》一书就设立两章内容:“中国民族运动与联合战线”、“中国民族运动与联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四、“延安时期”翻译出版文献与学习研究理论逐渐并重

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党中央的生存环境相对稳定下来。加强翻译出版及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了环境、人员、物质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延安从这时起至新中国成立前也成为全国传播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心。

年5月5日，中央马列学院成立，时任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兼任院长。学院设两部:一部为培训部，承担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二部为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中央马列学院编译部由此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主义著作的部门。张闻天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显示了中央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该部按照中央拟定的翻译出版规划，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选编的最新版《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及其单行本著作。

之后不久，中央又建立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兼任首任部长。当时的中央出版发行部既是出版发行工作的领导机构，也是具体开展出版发行工作的部门。解放社、新华书店就是其直属的两个出版发行机构。解放社主要出版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新华书店主要出版发行一般的书籍。新华书店同时还担负《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中国工人》等报刊的编辑与出版发行工作。解放社先后出版“两大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和“两大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是当时翻译出版的重中之重。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当时实际出版10部，分别为:(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新译本)，年6月出版;(2)《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首个依据德文原著翻译的中译本)，年8月出版;(3)《法兰西内战》，刘云译，年11月出版;(4)《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年3月出版;(5)《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译，年6月出版;(6)《革命和反革命》，柯柏年译，年4月出版;(7)《〈资本论〉提纲》，何锡麟、王学文译，年11月出版;(8)《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敏、徐冰译，年12月出版;(9)《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吴黎平、柯柏年译，年8月出版;(10)《法兰西阶级斗争》(即《法兰西内战》)，柯柏年译，年7月出版。其中包含的民族理论文献或包含他们民族理论文献的汇编本书籍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革命和反革命》(即《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资本论〉提纲》等。《列宁选集》实际出版18卷，其中包含的民族理论文献要多一些，一些文献是首次传入中国，如第三卷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第七卷中的《论民族自决权》《国际社会党人底斯徒加大会》(即《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好战的军国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等。

同期，在延安的中国工人社、抗战书店、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等，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也在出版发行这些文献的中译本，《解放》《中国工人》等报刊同样在登载译介这些文献的文章或节译文。例如，年，方乃宜翻译的汇编本书籍《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先在(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之后于年2月在解放社再版，书名改为《马·恩论中国》，再之后在汉口的中国出版社再版。此书共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7篇文献，其中包含的民族理论文献为:《中国和欧洲的革命》《英人在华的暴行》《波斯与中国》《俄国在远东之成功》等。其中后三篇文献为首次传入中国。

此时得到传播的文献，除少部分为首次传入之外，大部分之前在国内已经出现中译本，之后在延安其中一些被再版，一些被重新翻译出版。前者如年在(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吴黎平译本)，年8月在(延安)抗战书再版;后者如年在解放社出版的成仿吾、徐冰译本《共产党宣言》、年8月在解放社出版的博古译本《共产党宣言》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大力传播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在国统区、沦陷区的中心城市，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指导、动员出版界进步力量出版发行。其中上海、武汉、重庆和西安是这一时期传播这些文献的主要城市。而在这些城市得以出版发行的文献，大部分是对已经在延安出版文献的再版，少部分是新传入的篇章。前者如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中的大部分都随后在上海、武汉、西安等地再版;后者如丁宗恩编译，年5月在(上海)北社出版的《论弱小民族》一书中收录的马克思著作《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在出版发行机构方面，上海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书店，亚东图书馆、珠林书店、北社、海潮出版社、言行出版社、火炬出版社，以及武汉的中国出版社、西安的先锋出版社、重庆的文蔚书店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为迎接全国解放，党中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为满足广大干部日益高涨的学习需要，各解放区一方面大量翻印已经传入中国的马列著作，另一方面加快翻译出版一些尚未传入的著作，其中自然包括不少民族理论文献。例如，年5月，林超真翻译，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一书(书名译为《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收录马克思致顾格尔曼医生的58封书信，其中3封即为民族理论文献，写作日期分别为年7月11日、年11月29日、年2月17日。再如，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译本《列宁文选》(两卷集)，就包含14篇民族理论文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

需要强调，这一时期较多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汇编本书籍传入中国，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人较为全面地学习掌握马列民族理论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其中3本具有代表性:

(1)方乃宜翻译，年在(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年2月在(延安)解放社再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前文述及，此书共收录17篇文献，其中民族理论文献有4篇。

(2)李铁冰编译，年4月在(延安)火炬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书名译为《马克思、列宁、史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笔者注:史大林即斯大林)。此书共收录13篇文献，包含的民族理论文献为马克思的《中国及欧洲的革命》，列宁的《工人阶级与民族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和《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案》。

(3)张仲实翻译，年6月在(北京)解放社出版的(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此书共选辑列宁著作37篇，大部分为首次传入中国。例如《工人阶级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决议案》、《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译名为《民族平等法案》)、《论民族文化自治》(译名为《论“民族文化”自主》)等。

这一阶段传播的最大特点是文献的学习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献传播与理论思想学习运用并重的局面开始显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也于此时开启。而这种变化直接受到了两个重大事件的催动:

(1)中央马列学院建立后，以专题形式向党的高级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出现。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杨松，年8至10月间在《解放》杂志上先后发表的《论民族》《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等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这三篇文章实为杨松依据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民族问题》课程时的讲稿整理而成，文章一方面大量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尔兰问题、波兰问题、法兰西内战，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民族自决权等相关文献中的论述，以及斯大林《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等文献中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阐述了“中华民族”“民族建国”“民族自决”等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第一次就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理论阐述。”

(2)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后文简称“西工委”)的成立。李维汉讲，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是从西工委开始的。西工委成立后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自此，中国共产党有了相对固定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专门研究人员。西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在短暂存在期间以刘春为执笔人完成的《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及以此为基础为中央起草的两个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在当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些成果均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结合中国国情与革命实践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体现。

与上述进程相关，这一时期实际出现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和分析中国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及实践问题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除上述文章及政策文件之外，以罗霄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年)、关峰的《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年)、罗迈的《回回问题研究》(年)、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年)等为代表的文章，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已涉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主义、民族建国、国族、民族国家等诸多方面。毛泽东则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年1月)等论著中先后对“中华民族”的内涵、新民主主义民族建国理论等作出系统论述，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及发展了马列关于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团结、民族国家等方面的思想。这些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指导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强调各“民族自决”，转向强调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治”“区域自治”及“民族区域自治”。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年5月党在内蒙古建立第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基础。　

五、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翻译出版文献与学习研究及转化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崭新环境。年1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后文简称“中央编译局”)成立，其定位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年，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中文第1版《列宁全集》开始出版，年出齐正卷39卷;年，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年出齐原定的39卷。这些文献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献的主要来源渠道仍然是苏联，即主要依据对应的最新俄文版本翻译。随着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完成编译出版，包含其中的民族理论文献全部传入中国，这也标志着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开始全面传播。

马列民族理论是一个整体，需要从总体上去把握，对其基本思想的正确解读、运用及发展离不开内容全面的文献。在此之前，马列民族理论文献传入中国的虽然已有很多，但这些文献总体上是以分散的形式及文本在传播。所以这些文献的全部传入，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

伴随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的出版，他们民族理论文献的权威性中译本也成为传播的主要版本。在此之前，在中国传播的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中译本五花八门。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根据日文本、俄文本、英文本翻译的，也有根据原文字版本翻译的。这些译本的译文质量高低不一，翻译不准确之处、错误之处常有。而且，不少文献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过多个中文版本，各版本译文的准确性及质量，非专业人员常常难以鉴别。例如，《共产党宣言》从年8月出现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到年新中国成立，还出现至少5个完整中译本。其中第一个完整中译本——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尚未用汉语“民族”一词对译德语词汇Volk、Nation，而是均译为“国民”。民族理论学界公认，《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立的标志性文献。故陈望道的译法在当时显然会直接影响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思想的理解。当然，这种不足相对于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是细枝末节，瑕不掩瑜。本文举此例，意即类似的译法新中国成立前在其他文献中很常见，而这均直接影响了马列民族理论思想的准确传播。

与此同时，为便于全面系统学习及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国内相关机构开始自行选编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汇编本书籍。之所以说是自行选编，是因为之前传入的同类汇编本书籍均依据苏联学者的选编本翻译。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甄选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研究为基础，体现着选编者的研究水平与进展。中国人开始自行选编马列民族理论汇编本书籍，不但推进了这些文献在中国以更为明确、系统的方式传播，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开始摆脱苏联学者的影响。

据笔者搜集，这一时期中国人自行选编的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汇编本书籍共有5部:

(1)年5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选编的《列宁论民族问题》以内部资料形式印行。选文大部分采用已有的中译文，部分尚未传入中国的文献的中译文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新译。共收录列宁民族理论文献61篇，除3篇为摘译文外，其余均为全译文。此书同时被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以内部资料形式印行。

(2)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以内部资料形式印行，署名单位为: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分13个专题和1个附录，共收录文献50余篇部，包括全译文和摘译文。

(3)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在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依据《读书》杂志年第11期登载的“学习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参考书目”选编，选文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已有中译本。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有6篇，列宁的有11篇，斯大林的有7篇。大部分选文为摘录文。

(4)年6月，人民出版社总编室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解放运动》在本社出版。此书为语录摘编本书籍。编者按内容摘录相关语录，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论述分为九个方面，并自行拟定各部分标题。摘录的中译文部分来源于当时已经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部分来源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年)一书。

(5)年11月，大连红旗造船厂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阀门分厂理论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问题室编选组、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共同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以内部资料形式印行。编者同样按内容摘录相关语录，将相关论述分为六个部分，并自行拟定各部分标题。据考证，此书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语录选编组”。二者的署名、书名虽然不同，但内容完全一致。

此外，这一时期马列民族理论文献还开始被翻译为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传播。此前这些文献在中国主要以汉语传播，一些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是传播盲区。年成立的民族出版社、年成立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出版后，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先后翻译出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版本，在民族出版社和民族地区的一些出版社出版，有的文献还出版了单行本。例如，年10月，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朝鲜文版就在民族出版社出版。

在文献得到全面传播的同时，学政两界对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及理论思想的研究也在明显加强。

年代初，学界基于中国的民族识别而产生“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讨论延续至年代中期，多个学科领域的诸多知名学者参与其中，而实际讨论的议题包含了马列民族理论文献中“民族”一词的汉译、民族的内涵、民族平等、民族的发展规律、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若干基本内容，产生许多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如吕振羽的《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年)、范文澜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翦伯赞的《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年)、林耀华的《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年)、杨堃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年)、牙含章的《论“现代民族”》(年)等。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需要，周恩来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年7月21日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慰问西南各民族人民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李维汉先后发表的《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年)、《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年)、《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年)、《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年)等文章，也都充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展。而这些理论文章，为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奠定基调。

“文革”开始后，这些文献的传播与理论研究活动受到较大冲击而基本中断，故这一阶段的传播活动实际上发生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　

六、改革开放后文献全面传播与学习研究得到深化

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及相关理论研究逐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得到深化。

年代开始，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11卷)、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计划出版70卷)、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和中文第2版《列宁全集》(60卷本)、中文第1版《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等陆续出版，其中包含的民族理论文献有了新的、译文质量更高的中文版本。这些新版本，和之前已经出版的版本开始在国内共同传播。而之前极少数尚未传入的文献也在这个阶段传入中国。例如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当中包含的马克思手稿《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手稿《关于德国的札记(－)》等。

传播的主要渠道则由之前的以苏联为主转变为以德国、苏联并重。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俄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属于第二次语言转换。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则依据历史考证版第1版、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1和MEGA2)，由原文字著作直接翻译。翻译即研究，但翻译本身无法避免原文意思的某些丢失。故在理论上，依据历史考证版直接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包含其中的民族理论文献所传达的思想，要比通过二次语言转换翻译的文献更接近作者的原意。这些文献的新中译本，也基本上被国内其后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文献汇编本书籍采用。

在传播的系统性上，一些收录文献更多、内容更为全面的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汇编本书籍陆续出版，其中4部具有代表性:

(1)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以内部资料形式印行，印行机构为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收录文献78篇，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30篇，列宁的29篇，斯大林的19篇，总字数约55万字，绝大多数为摘录文。

(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册)先后在民族出版社出版。分别收录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文献文献篇，约70万字;列宁民族理论文献篇，约70万字。其中的收录文有的是全译文，有的是摘录文。这两部文选因选文的全面性、代表性而自出版以来成为国内理论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必读书目，产生广泛影响。

(3)年，王希恩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为“专题摘编本”书籍，总字数约38万。“摘编”内容包括14个板块。

(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全五册)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篇，约77万字，大部分为摘录文，少部分为全译文;列宁的文献篇，约75万字，大部分为全译文，少部分为摘录文。

与此同时，学政两界对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学习研究进一步展开及深入。产生的成果主要包括3类:

(1)介绍马列民族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教材。较早出现的一本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试用本)》。此后，民族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等也出版类似的书籍。其中代表性的教材如吴仕民主编的民族院校统编教材《中国民族理论新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版)。教材的使用范围包括民族院校和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干部学院等。

(2)专题性研究论著。年代出现的成果，研究对象部分延续了“文革”前学界讨论的议题，如民族概念、民族形成问题、民族发展的规律、民族与国家等，部分为新出现的议题，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进入年代后，研究议题渐趋全面，主题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中国化的诸多方面。代表性成果(按发表时间先后列举)如金炳镐著作《民族理论通论》、郝时远著作《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何润著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导读》、青觉著作《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王希恩论文《批判、借助与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等。此外，“东欧剧变”后，反思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研究出现热潮。与此关联，进入21世纪后，民族研究领域出现关于“族群”与“民族”的论辩，论辩参与者发表一系列再解读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文章。上述两方面的成果，在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启动之后进一步增多。

(3)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论述。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一论断纠正过去长期以来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思想。其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从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各民族平等、团进进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出发，提出了全面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年，具有历史开创性的首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在会上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年，李瑞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了十点概括。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对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作了12条阐述。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一系列民族事务工作会议上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作出新的阐发，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的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等，这些思想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集中阐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毫无疑问，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时期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基本观点的阐发，均是依据国内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通过学习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研究、继承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结果。　

七、结语

回溯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百年传播的进程，追问其何以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传播、百年来不曾间断的传播留下怎样的理论遗产，人们的看法因政治立场、理论视野不同而有差异，但如下几点事实恐怕都难以否认。

其一，马列民族理论文献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与其承载的民族理论具有的感召力密不可分。近代以来，国外列强不断入侵并蚕食我国边疆地区、离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局。一批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先后依据在“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提出拯救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的理论主张，探寻救亡图存、化解边疆危机的出路，但屡遭失败。20世纪初，占据人类道义与真理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也传入中国，但起初并没有传播开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人，也使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感召力在当时的中国凸显，中国人由此开始自觉地传播承载这一理论的文献，学习、运用其中蕴含的民族理论思想。

其二，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民族理论。在近代之前，中国人是以“五方之民”“华夷之辨”“因俗而治”为内核的古典“族类”观念来认识“天下体系”中的民族现象和协调族际关系的。“西学东渐”以来，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裹挟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传入中国。民族主义由此成为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第一种新的民族理论。“十月革命”后开始正式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则成为另一种新的民族理论。一方面，它属于现代性知识体系，与中国古典“族类”观念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实践原则及目标存在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它也来自西方，但它与民族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是基于批判、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现代种族主义而生的理论。这个全新的民族观最先被中国早期共产主义主义分子掌握，其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民族现象、国内民族问题及探寻化解之道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其在传入中国之初也对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人、中国民盟成员及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在其后的整个20世纪及至今，这一理论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和掌握。

其三，在马列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在此过程创造了一套本质上不同于王朝中国、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话语、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了认识民族现象，协调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原则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外，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至今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的大多数基本术语或概念也源自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如民族团结、民族地区、民族干部、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民族融合、民族繁荣等。还有一些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造的，如人口较少民族、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交融、民族互嵌等。另外一些，如中华民族、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权、民族运动、少数民族、民族平等、民族主义、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同化、民族国家等，虽然不同政治力量的民族理论也在用，但中国共产党对其意涵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了改造，从而有了新的意涵。

其四，中国成为世界上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传播大国、典藏大国。马列民族理论不但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也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在东欧、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发挥过重大作用。但相比较而言，中国是除苏联之外，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最为系统地得到传播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作为一种独特且能够系统传播马列民族理论思想的有效形式，以经典作家“论民族”、“民族问题”为主题选编专题文选，进而在国内传播的国家，除了中国和前苏联，在世界上很少见。姑且不谈这些文献蕴含的理论思想价值及当代意义，就文献典藏、知识传播的价值而言，其在中国百年传播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版本的典籍，也称得上一份珍贵的遗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